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天然是金银”，在中国古代应验了吗？

　　文｜郭晔旻

　　这是不是意味着，卡尔·马克思所做的经典论断——货币天然是金银——在古代中国不曾应验呢？其实并非如此。

　　贵金属（白银）取代贱金属（铜铸币）逐渐成为流通中主要货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就铜钱本身而言，它有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价贱体重。昆剧有部代表曲目，叫作《十五贯》，里面就讲到一个无赖娄阿鼠潜入尤家，杀死尤葫芦并盗走了十五贯钱。十五贯钱听着不多，其实要是这些钱都是合乎标准的铜钱，则“十五贯”应有75斤重，这又岂是体弱的人背得动的？即便娄阿鼠体壮如牛，背在身上怕也走不远。因此，铜钱就显得非常不适合大宗交易。可是，随着商业的发展，经营规模终究会超过铜钱所能胜任的水平。比如买一匹马，在宋代要用约50贯钱，重达250斤，两个壮汉也未必能背上走10里路。一匹马的买卖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大宗货物的交易了。

　　相比之下，白银体积小、价值高、又便于转移。于是，宋人逐渐萌生了“舍银帛无以致远”的看法。然而，绢帛在自然性质上不是良好的币材，逐渐退出流通，与此同时，白银的货币属性却日益增强了。宋太宗时规定，四川的田赋也可用银折纳。宋仁宗时商人买茶，每百贯茶价中，六十贯用现钱，其余四十贯允许折纳金银。到了元丰元年（1078），宋廷更是宣布，“广西转运司官员使臣诸军料钱等物，愿以其米折银者听”。由此可见，宋神宗时期，连朝廷命官的薪俸也允许部分以白银支付了。

　　南宋“聂秦家肥花银”银锭

　　不过，总的来说，宋代的物价还都是用钱来表示，人们有了银子还都是先换卖成钱，然后使用。尽管白银还谈不上流通中十足的货币，但当时白银使用范围，较之过去毕竟有了显著的增加。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白银取代铜钱而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已经只是时机问题了。只不过，这一发展过程，却因宋代纸币的“早熟”及广泛流通而意外延缓了。

　　幸而宋代疆域之外，白银却并未停下货币化的步伐。宋朝并非一个“大一统”王朝，辽、金相继崛起北方，与宋朝之间俨然又一个“南北朝”的局面。宋人武力不振，只得用“岁币”买得一时太平。所谓“岁币”自然是一笔财赋，但铜钱却不适用。这不光是因为宋朝严禁铜钱外流，又禁止行用境外铜钱，还需要考虑到在境外行使宋朝铜钱有时也有不便——因为铜钱上的年号会被理解成宋朝的“法统”。至于银、绢则不存在这些障碍，便充当了这一特殊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