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司法实践中将普通代表人诉讼作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前置程序，但因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管辖法院不同，客观导致诉讼程序衔接复杂，协调难度大，影响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启动效率。

　　二是《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仅规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未对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股东代位诉讼作出安排。实践中，高额案件受理费对于投资者保护机构这类公益性组织形成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影响了股东代位诉讼功能发挥。例如，2024年投服中心提起5起股东代位诉讼，对3起法院已受理的案件交纳案件受理费近900万元。此前投服中心还曾因无力承担约3200万元案件受理费，而无法继续推进股东代位诉讼。

　　三是目前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的支持诉讼案件仅有个别被法院选取作为示范案件，投资者保护机构在“示范判决+诉调对接”的积极作用尚未有效发挥。

　　一是修改《代表人诉讼司法解释》等，允许投资者保护机构对欺诈发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等重大典型案件可不经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直接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

　　二是在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文件中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的股东代位诉讼不预交案件受理费，降低投资者保护机构维权的经济负担。

　　三是修改《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法院优先将投资者保护机构支持诉讼案件作为示范判决，引导其他当事人通过调解等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在“示范判决+诉调对接”机制中的积极作用。

　　一是首发与扩募并重，“双轮驱动”市场扩容。持续优化首发上市条件，提升常态化发行质效，加大力度支持轨道交通、通信铁塔、石油管网等重点领域重点项目上市。优化REITs扩募机制，进一步提升扩募便利性，支持REITs多种融资方式开展并购重组活动，提升REITs内生价值创造能力。

　　二是加快引入增量资金，活跃REITs市场。优化保险资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REITs风险因子，降低资本占用，推动社保基金投资REITs政策尽快落地，将REITs纳入企业年金、养老金投资范围。加快推出REITs-ETF产品和指数化产品，推动将REITs纳入公募基金投资范围和沪深港通标的。

　　三是加快专门立法，优化产品结构。在《公司法》《证券法》框架下，通过制定相关条例或REITs管理办法，优化REITs产品结构，更好发挥产业方在治理机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