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谁抢走了党的黄金？建国后中央要求彻查，结局如何？

　　 　近代有两大神秘机构，一是特务，二是特科，双方都跟苏联方面有渊源。

　　　　因为近些年的谍战片，以至于特务机构没了秘密，连小孩儿都知道国民党特务的事情，什么美人计、显影药水、爆破专家、神枪手等等。

　　　　至于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特科工作，依旧是朦朦胧胧，许多机密估计要几百年后，才能被世俗所知。

　　本篇，便逐步解密，一些特科的工作方式，当然了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不要说笔者泄密，都是警方公布之后的特科工作方式）。

　　（特科办公楼）

　　　　有一位学术界的前辈总结过，特科有三大特点，一是技术、二是金钱、三是勇敢。

　　　　这位老哥的总结，的的确确很到位，要问这三大特点当中，哪一个最重要？无疑是金钱！

　　　　1931年，上海是隐秘战线的必争之地，原本我党在上海发展很顺利。举例来说，在国民党的内部，他们每一条机密情报，在送达蒋介石面前的时候，也会送到苏区的毛泽东面前。

　　　　可见地下党的技术人才，完完全全打入了国民党情报机构内部，其中一位地下党便是大名鼎鼎的上将李克农，当时在国民党的内部，便是响当当的电讯天才。

　　　　国民党还以为捡到了宝了，将李克农视为电讯专家，殊不知乃是我地下党的成员。

　　　　可一切的一切，因为叛徒出卖，南方的地下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和陈赓，只差五分钟就被捕入狱。

　　　　1931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陷入了最艰难的时刻，无论是营救特工、还是地下活动、都需要大量金钱。

　　　　例如，周恩来去找杜月笙，希望对方帮忙救人，于是就给了5000大洋的活动费。

　　　　就在上海谍战生死存亡的时刻，又被抢走了120两黄金，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120两黄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兴许不算什么，可对于关键时刻的关键组织，在最缺钱的时候，损失是巨大的。

　　　　遭逢乱世，这笔钱也就无影无踪。

　　　　因为上海地下党没有得到这笔钱，导致九位同志无法营救，最终葬身于敌人的屠刀。

　　　　原本这笔钱，是要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游行，结果无钱可用，游行也流产；还有就是，多位地下党成员，因为无钱看病，所以被医院抬了出去，最终下落不明……

　　　　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领导下令，要求华东公安局，立刻调查黄金被劫一案，务必抓到劫犯。

　　　　华东公安局接到命令之后，将中央的文件发到上海，要求调查18年前，我中国共产党的黄金，到底是被何人抢走？

　　　　上海公安局收到华东公安部发来的机要件，将其称之为：上海临时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时间推回到1931年，苏区调拨金条12根，按照当时的老秤，合计共120两。

　　　　之所以从苏区调拨黄金，是因为上海那边属于是地下活动，无法公开筹款；在国际汇款通道被国民党堵住之后，只能从苏区调拨。

　　　　所有的金条，装入一口白铜小盒，然后用锡焊封死，避免被掉包。

　　　　唯一的收货凭证，是一枚汉字“快”一个字拆成七个笔画，让刻章的老师父，将硬木反复煮几遍，然后刻成印章。

　　　　再把这个刻字的章，拆分成七件，分别留在七个交通员的手中，按照不同的顺序，潜伏在沿途。

　　　　上线交接下线的时候，必须先拿出笔画凭证，才能顺利交接黄金。而上线完成使命之后，也会把笔画交给下线，然后七个人七个笔画，挨个地组成一个“快”字。

　　　　一旦发现字迹不对、排列方式有错、就证明黄金已经被掉包。

　　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虽然看起来绕路绕得有点远，主要是为了增加安全系数，估计一个月就可以送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地下党，一直说“等米下锅，等米下锅”，结果连续催了五次，到这时苏区才意识到，这笔钱出了大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快”只凑够了6画，缺少一笔——捺，负责此事的是林伯渠，亲自写这个“快”字的也是林伯渠，他亲自验证之后，印章和字迹的的确确是原件，由此可证明，前面六站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了从“松江”到上海。

　　　　保卫局立刻调查此事，这个保卫局便是今天国安局的前身，然而调查这件事的难度太大了，不仅要进入白区，更要调查那七位交通员。

　　　　当时交通员是机密，三个月后调查员回来，要中央给出那七个交通员的名单和身份。

　　　　结果这一折腾，也就耽误了案情，所以此事也就搁置下来。

　　（林伯渠）

　　 1949年12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的四位工作人员去北京，见到了林伯渠，时间只给专案组20分钟，来询问当时的案情。

　　　　也就是在这20分钟的询问，我们才得以知道，上面的那些特科工作方式。

　　　　林老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唯一得到的线索，就是第一位交通员姓秦，做过高自立的警卫员。于是专案组去了沈阳，见到了在军区医院疗养的高自立，高自立说那位小秦，如今在南宁。

　　　　于是专案组，又赶奔南宁，南宁的那位交通员，名叫秦朴，此时已经是副师长。

　　　　秦朴听完了专案组的讲述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哎呦！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原来是黄金，我当是啥呢！”

　　秦朴回忆，骑马6天走完250公里，一路都是组织规定的路线，下午2点到达南平，去了关帝庙，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

　　　　所谓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只要能把关帝庙打扫干净，便可拥有庙里的两间屋子，和4亩地来耕种，而且是世代沿袭。

　　　　秦朴是第一位交通员，他只知道第二位是庙祝，剩下的一概不知，对方拿出钥匙，打开了他手上的锁，确定是自己人之后，秦朴收了对方的笔画。

　　　　二人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秦朴转身就骑着马，回到了瑞金。

　　秦朴望着专案组，给出的那个“快”字，说道：“怪不得那么小，原来有七个呀，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我是第一起笔的第一画儿。”

　　　　秦朴对于庙祝的回忆，只有以下特征：30多岁，不高不低，皮肤略黑，眼睛不算小。

　　　　专案组立刻将线索，汇报给上海公安局，上海立刻派人，去南平找那个庙祝，他是第二位交通员。

　　　　这里重点说明，连林伯渠都不知道，七位交通员是谁。

　　在南平找这位庙祝很容易，现如今已经做了县里的副书记；顺着这位庙祝，又找到了几位交通员，然后就找到了杭州。

　　（旧社会关帝庙，需要庙祝打扫）

　　 　杭州的这位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因为在战乱当中，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所以如今是老百姓。

　　　　刘志纯说：“这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我第一次，为咱共产党效力……”

　　　　那时候经常看《民国日报》所以被附近的地下党关注，也就成了地下交通员。

　　　　结果整整一年半，根本就没有被党组织联系，可突然之间，有个穿着打扮很洋气的女人，跟刘志纯说了几句暗语。

　　　　随后给了刘志纯，新的暗语和新的联络方式，他以为这是一次简单的任务。

　　　　一个月后，有一位国民党军官找到他，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给了他。

　　　　三天后，交接黄金的上线来到刘志纯，先开锁、后收走笔画、二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对方做完一切之后，跟他挥了挥手，便消失在了浓浓夜色之中。

　　结果那人才刚刚离开五六分钟，刘志纯就听到喊打喊杀声，想必上线已经被抓，疼痛惨叫声、大骂声、狗叫声此起彼伏。

　　　　刘志纯拎着箱子，一声不吭地便离开了住所，紧接着便去往松江。

　　　　结果转了一圈，没有找到接头的那个人，于是就回到了杭州。5天之后，有个客人来店里谈生意，老板说：“刘志纯，接客。”

　　刘志纯带着客人来到后院，结果对方说了暗语，然后开锁、凭证、笔画、进而自己交货，对方收货。

　　（老上海）

　　 因为长时间跟组织失去联系（组织长征去了）所以他就成了平民，后来杭州解放，他去找政府说起这件事，政府说需要调查。因而刘志纯，依然是老百姓。

　　　　刘志纯给出的线索是：取货之人，穿黑色袍子、带着黑色的帽子、问题就出在这个黑衣人身上！

　　　　无奈之下，专案组只能去松江，找一位穿黑袍的中年男人，而且是十八年前，穿过黑袍的男人。

　　　　总之，找了几个月之后，一无所获，只能回头再去找刘志纯，结果又得到新的线索。

　　　　那就是刘志纯在交货的时候，对方打开钱包，他因为是新手，所以看什么都好奇，伸着头朝对方钱包里看了看，看见对方钱包里，有张类似于“客栈账房预付款收据”的纸。

　　　　这张纸的意思，大概就是以前住客栈的时候，如果来了熟客，给一张纸，上面有房间号。颜色是蓝色的，又小又薄。

　　　　专案组再次出发，猜测这个黑衣人，要找刘志纯肯定需要好几天，这几天住在哪里呢？　　所以调查松江的旅馆，也就是刘志纯交货的那座城市。其中一位专案组的成员，苦笑着说：“难难难，这桩活儿不好干，别说战争18年，就是太平18年，顺着蓝色的纸，去找黑衣人住过的地方，希望渺茫。

　　　　总之查了半个多月，查出一位名叫周德的人，是富贵糕团店的掌柜，定过那家客栈那间房。

　　　　得，又找到糕点店的老板，周德回忆说，房间是我定的，但不是我住的，是给亲家刘羽定的。而这位亲家，几年前就去世了。

　　　　线索完全断裂！唯一的希望，就是专案组找错人了，那位亲家不是交通员。有了这个猜测之后，便再次开始寻找。

　　得嘞，发动群众吧，号召整个松江，问问当天有没有一位“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重建的老上海，影视取景地）

　　 全城参与之后，第二天纷纷表示没有查到。

　　　　专案组的一位成员，说要回家探亲，于是领导批准，结果就在探亲的时候，有了新的线索。

　　　　是万万没想到，探亲的时候在饭店吃饭，谈起当年的案子，被饭店老板听到了，老板说：“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大致意思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军官一起喝酒，太晚之后就错过车和船，为了保密需要不能住旅馆，于是司令部当中，有一个招待所，大约50多张床位。

　　　　老板之所以知道这件事儿，是因为他在司令部当大厨。

　　　　再次调查国民党保安团司令部的招待所，这时候专案组清楚地知道，只要查出当晚，住在招待所的有谁不是军人，便可得知那位交通员的身份。

　　　　查出这位交通员名叫梁壁纯，结果查到了一家药店，又去找药店的老板，老板说：“梁壁纯是我们的伙计，他有个亲戚是国民党保安团的连长；可是有一天不知道咋回事，梁壁纯突然失踪了。”

　　线索又一次中断！只知道梁壁纯人品特别好，不过却不爱说话，制作药材的手艺特别好，大家都把梁壁纯当成亲人看待。

　　　　可是调查的过程中，找到了一张合影照片，是当时药店的大合影，是出自于中秋团圆饭的合影。

　　　　无奈之下，再次去北京，通过层层审批，调集梁壁纯的资料，足足批示了半个月，才知道领导交代梁壁纯的时候，说：“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查出1931年的12月9日早上七点，梁壁纯坐着船渡江，随后乘坐黄包车，去找地下党。

　　　　过桥的时候，因为曹家渡桥高，所以有两个人推车，结果推车那个人，用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迷晕了梁壁纯。

　　　　梁壁纯醒来，是在医院里，睡了整整一天两夜，大喊一声；“哎呀！我的行李！”

　　　　东西都在，唯独小皮箱没了，梁壁纯是老党员，知道里面肯定是黄金，丢了之后肯定要承担责任。

　　　　结果向国民党报案，报案之后就自己浪迹江湖去了，不敢被查到，只说是丢了一百两黄金。

　　　　可当时麻醉抢劫很普遍，国民党警察，当做是梁壁纯说谎，估计一两黄金都没有。

　　　　于是专案组，又陷入了困境。他们不知道的是，监狱里有人拉着狱警问：“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真的假的？如果检举曹家渡案件，算不算立功？”

　　结果监狱里当班的，是一位退休后、又来散发余热的老刑警、一听这话，嚯，这还得了？　　于是说：“立功，大功！”

　　　　对方立刻说：“我叫冯安宝，三十四岁，我是资本家出身，我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

　　　　他的表兄名叫吉家贵25岁，吉家贵喜好喝酒，喜好练功，喜好交朋友，原本是舞厅的内部保安，辞职之后说是出去考察做生意。

　　　　冯安宝因为被欺负，所以让吉家贵出头，吉家贵经常在表弟家蹭饭，所以把欺负表弟的，打得服服帖帖。

　　　　1931年10月16日，冯安宝过生日，表哥吉家贵去庆祝，结果去了之后就不走啦，在表弟家里住两个月。

　　　　俩人最喜欢的玩具，就是一辆黄包车，是别人抵债抵过来的二手车，而冯家财运好，挣了钱又买了进口的全新黄包车。

　　原本想着老车出送，也就是卖给车夫，因为孩子喜欢玩，就让吉家贵拉着表弟玩，结果两个月后，吉家贵玩的就跟真车夫一样。

　　　　冯少爷玩腻之后，吉家贵便拉着出去跑生意，可是12月的某天，吉家贵把车送了回来，而且洗得干干净净，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拉车了。

　　　　冯少爷希望表哥吉家贵来玩，但吉家贵除了逢年过节拜拜年，基本就不怎么来往了。

　　　　吉家贵开始创业，在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生意还特别好，后来又开了分店。

　　　　冯家因为生意特别大，所以抗战的时候，被国民党敲诈，不给钱就是汉奸，冯少爷因为纨绔，玷污了女人的清白，所以背叛了十年的徒刑。

　　而说出上面这番话的，也就是检举吉家贵的，便是风冯少爷冯安宝，他对着老刑警说：“算不算立功？算不算？”

　　　　原来是，冯安宝得知了曹家渡黄金大劫案，而且为了“坦白从宽，将功折罪”所以才会举报这件事。

　　　　他对着老刑警说：“我想到，你们说的黄包车，咋就跟我家那辆一摸一样呢？你们说三个人作案，一个拉车两个推车，会不会是我表哥，和阿古以及小克，他们3人呢？”

　　　　老刑警一听这话，案子牵扯特别大，赶紧上报公安局，公安的专案组，已经彻夜未眠。

　　专案组在调查上个朝代的卷宗，查查地下党报案之后，巡捕房有没有去查案，有没有什么线索。

　　（老上海巡捕）

　　 结果突然得知这一消息，立刻所有人也来了精神，于是去问冯安宝，问道：“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冯安宝说：“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我记得特别清楚，号码是300196。”

　　　　“就是他！”

　　　　专案组突然站了起来，之前调查的牌号是，看来提供牌号的那位茶馆伙计，把96当成了69，肯定是这样！

　　　　连夜出动，拘留“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从店铺当中查出一个白铜盒，正是当年用来装黄金的那个盒子。

　　　　对于这个抢劫大案，吉家贵供认不讳，说：“19年了，没想到你们找了我一年，是我策划抢劫，想要开个店，参与的有刘阿古和庄克，我们想着吧，抢钱开店之后就洗手，谁知道抢了十二条大黄鱼，我们一个人分了四条。”

　　　　大黄鱼，说的就是金条。

　　　　作案之后，就把黄包车还给了冯家，而且为了谨防被抓，所以他们三个主犯，便再也没有联系过。日本人被打走之后，吉家贵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凑巧遇到了刘阿古，一问才知道庄克已经死了，而刘阿古，在北京路开了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的早上7点，刘阿古被公安部门抓获，五金店和住所全部搜查一遍，没有找到金条，但是有黄金耳环和项链14件，怀疑是用抢劫来的金条，所打造而成，所以全部没收。

　　　　至于庄克，在1934年的时候，托朋友介绍，拜了杜月笙当师父，1937年抗战刚刚爆发，被杜月笙派遣，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别动军”，于1939年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死在了战场上，据说是被炮弹，给炸穿了大腿。

　　　　后来抗日战争，中国获得了胜利，所以庄克被追认烈士。

　　紧接着，专案组来到了庄克的家里，他父母交出金条两根，说是庄克参军之后，交给他们保存的。

　　　　随后，请来瑞金苏区的金匠，经过辨认之后确定，的的确确是出自他的手中，是他所打造而成。

　　　　整18年前的案子，经过一年半的破获，也就是19年之后破获。

　　　　吉家贵和刘阿古，经过法院的公正判决，自然是免不了伏法，下场是可以想象的。

　　　　梁壁纯因为玩忽职守，要蹲十年的牢房，可惜没有等到出狱，八年后便已经病故，他身为特科的特工，却没有保护好黄金，完全是警惕不够。

　　　　责任在于，身为特科的成员，却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那边经常发生麻醉抢劫，却没有时常走动调查，结果着了道。

　　　　至于之前的，监狱里的冯安宝，因为立下大功，所以6个月之后释放。而且政府给安排了工作，去物资公司门口，做了保安。

　　　　不得不说，安排得真到位，去物资公司那里看门，到位！

shicai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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