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民国大妈们抢购黄金一样生猛

　　1946年春。上海如同其他城市一样，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企图用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的方法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似乎还有些成效，上海的黄金市价波动并不大。

　　但随着内战的推进，国民党军的战局每况愈下，军费开支一再猛增，金融市场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日涨夜大，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上海最高为734万元1条，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

　　于是乎，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机器，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连中航的飞机也被人用来运金。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行政院长宋子文急忙向上海“输血”，曾有一天抛售黄金10万两的记录，但也无济于事。

　　1947年初，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并带动物价一再狂涨，社会动荡不安。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各报的标题大多是：“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报涨，市上一片混乱。”等等。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让宋子文停止抛售黄金。

　　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组成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

　　但停售黄金，却挡不住社会上的抢购风潮。由于金价狂涨带动了物价狂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涨，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则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抢购物资的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只得从流动资金中移出一部分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市面混乱极了。

　　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要求追究黄金风潮案的责任，蒋介石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此案。明眼人都清楚，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趁机大肆贪污肥私，从而引发这场极为混乱的黄金风潮案。

　　调查由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负责，院长于右任早就对宋子文看不顺眼，想通过查案，一扫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的萎靡，遂委任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清查。不久何就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时任中央银行总裁）案”。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一职由张群接任。中央银行也进行了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

　　实际上，黄金风潮案的发生，连上海市民都知道，金融风潮已转变为政治风潮，“国民党气数已尽”。之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陷入了崩溃地步，而且再无起死回生的办法。

shicai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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