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红砖小楼,矗立在鳞次栉比的钢筋丛林中,绿漆木门窗衬映着二层红墙,于现代商业喧嚣沉浮的车水马龙中,尤显孤高,若隔红尘。
一尊立于 1963 年的青石方碑,伫立于历经沧桑的小红楼门前,朱刻“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向世人昭告着小红楼丰碑一般的历史。
坐落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658 号的这栋小红楼,诞生过中国东北第一批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
从这栋小红楼里,走出过大连地区第一位共青团员、第一位共产党员,还走出过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
回首往昔,这里是大连地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策源地,进进出出的无不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而今物是人非,叹英雄挥别,夕阳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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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运史上的伟大创举
“大连中华工学会”,之前叫“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这个名称虽只存在了一年,却颇具大连特色。
沙河口工场不是普通的工作场所,它是20世纪初中国东北最大的工厂,专门生产火车机车,职工多达5000余人,中、日工人各占一半,隶属日本政府为侵略大连而专门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
1911年,沙河口工场建成投产,打破了大连工业集中于市区东部的格局,带动了大连西部工业的发展,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沙河口工业区。据史料记载,至1919年,大连有工厂294家,约10 年间实现工厂数量翻倍。
工业的勃兴加速了大连工人队伍的壮大。然而,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异常艰苦,同工种条件下,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是日本工人的三分之一,残酷的压迫激起中国工人强烈不满。
据日本资料记载,1916年至 1919年,大连的中国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罢工12次,8000余人参加罢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大连工人斗争不断,罢工次数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1920年5月1日,为反对裁员,沙河口工场的中、日工人再次联合罢工,全厂 5000余名中、日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这次中、日工人联合罢工持续了40天,为大连的中国工人工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领袖。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都通过这次大罢工得到锻炼。
1923年,当李震瀛(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陈为人(党在东北地区的组织领导人)等听说沙河口工场的中国工人在日本人开办的大工厂里创立工会组织公开进行合法斗争时,称赞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伟大创举。
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
大革命高潮中的精神武器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学习组织,它是大连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中国工人的工会组织。
发起人傅景阳等,都是中、日工人联合罢工的骨干,他们在斗争中具备了把工人组织起来的能力。
傅景阳
更重要的是这个厂有一批工人知识分子,满铁于1909年开办的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是大连最早的技工学校,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技术工人,他们能够读书看报,对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文化、新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了解。
工学会的骨干力量基本都是这所技校的中国毕业生。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合影
1923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唤起了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
这个消息传到大连,吸引了中国工人的关注,沙河口工场以傅景阳为首的 30 余名进步青年,决心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大连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唐宏经(后改名唐韵超),这样回忆筹备办会的经过:
“
关于组织名称,大家费了不少脑筋。我认为,既然是工人组织,就应该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叫工会。但当时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叫工会怕行不通,大家想了半天,傅景阳说:‘办会,工会这两个字还得保留,中间添个学字,就好糊弄鬼子了。’
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以求知识、学技术为由申请结社,当局无法反对。
于是,大家研究起草了工学会的章程。为了能顺利办下当局的‘许可证’,我们研究借用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泰东日报》主笔傅立鱼的声望,聘请他为工学会的顾问,并委托他请了满铁顾问、泰东日报社社长日本人金子平吉出面协助,向当局办理社团手续,结果很快得到批准。
”
大连中华工学会办公楼
“租借地”上燃起的地火烈焰
今天的工学会小红楼,其实是依原貌重建,由原址自西向东移了92米。
新小红楼自1998年建成起就作为纪念馆,直到 2002 年中共辽宁省委将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列为“辽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这里改建成“真实再现历史、真实表现人物”的展览馆,成为存在于城市中心区的红色打卡地。
从一楼通往二楼的木制楼梯是工学会小红楼里唯一的原物。
1923年12月2 日,出席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大会的 138 名代表和来宾,就是踏着这段楼梯步入位于二层的礼堂,听取傅景阳做工学会章程说明报告。
工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被中国共产党注意到了。
1923年12月下旬,受命到哈尔滨等地秘密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的中共党员李震瀛、陈为人返回上海途经大连,得知有个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特意拜访了会长傅景阳。
两人回到上海后,向党中央汇报东北地区情况,特别称赞大连工人运动基础好,只要引导得当,很快会出现革命形势。陈独秀等人听完汇报,当即决定派遣李震瀛再到大连,以促成大连人民革命形势的出现。
1924年1月末,李震瀛第二次来大连,秘密活动了4个月,为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帮助工学会打破了厂际限制和行业限制,使之成为全市的工学会。他还帮助工学会干部走出沙河口工场,到其他工厂开展工作,很快便在全市10多家日企中发展了1000多名会员。大连中华工学会这个名称,就是李震瀛建议改的。
1924年12月2日,工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李震瀛帮助修改的章程,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更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
大连中华工学会一周年纪念合影
一曲挽歌唱不尽英雄峥嵘
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大连的工会组织发展出现高潮,10多家大中型日资企业和几十所印刷工厂中都有了工会基层组织,全市工会会员近 5000人,大连工人运动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
在日本白色恐怖的残酷统治下,大连中华工学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战斗的姿态把中国工人组织起来,通过开办夜校,举行讲演、体育比赛、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的革命启蒙教育,用罢工等方式同日本资本家展开斗争,维护中国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其中震动中外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把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后逐步形成的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到顶峰。
这场大罢工坚持百日之久,波及全市,经过近一年时间才结束。当时新闻界称之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1926年7月28日《泰东日报》),是大连地区党组织领导的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民众反帝爱国斗争。
罢工的导火索是日本资本家变相克扣工资,1926年4月27日上午9点左右,1000余名中国工人自发举行同盟罢工,大连中华工学会给予全力支持。一所工厂罢工,全市工人声援,这在大连历史上前所未有。
四二七大罢工影响面之大,空前绝后。上海《民国日报》多次就福纺纱厂罢工发表专稿;上海、青岛等地的纱厂工人纷纷向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寄送捐款;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均发表宣言声援四二七大罢工。
党中央和当时的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使日方慎重处理大连被捕工人。
1927年初,大连中华工学会向大连地方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于3月30日开庭,宣布傅景阳等罢工领导人全部无罪释放。
至此,四二七大罢工以大连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于1927年8月20日将大连中华工学会查封,存在了3年零8个月又18天的工学会,成为今天我们徜徉其旧址时萦绕耳畔的一曲曲挽歌。
小红楼里,为中国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奔走斗争的工运领袖们英魂不朽;展室墙上,驻留在老照片里的青春唱不尽峥嵘风云。大连工人阶级的苦难、辉煌,功不唐捐,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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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王春燕
图片:据《红色大连》
编辑:徐琳
美编:张强
校对: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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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元臣
监制:穆军、高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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