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被日本人抓住两次，每次都撒一个谎，日本人苦笑：你快走吧

　　标题：张大千被日本人抓住两次，每次都撒一个谎，日本人苦笑：你快走吧

　　引言：

　　民国时期的战火纷飞中，许多文人雅士都难逃日本人的毒手。可有一位国画大师，却凭借自己的智慧两次化险为夷，他就是张大千。第一次被抓，他竟然装出染上传染病的模样，吓得几个日本兵落荒而逃；第二次被抓，他更是用了一个妙计，不但让日本人乖乖放人，还让他们客客气气地将他送回家中。这位被誉为＂东方之笔＂的画坛泰斗，究竟使出了什么神来之笔，让日本人无可奈何？他的这两次巧妙脱险，又牵扯出了怎样的历史故事？

　　一、从画坛新秀到抗日志士

　　1920年的上海，一场震惊画坛的画展在宁波同乡会馆举行。主办这场画展的不是别人，正是年仅21岁的张大千。展厅里挂满了山水画作，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不到三天时间，所有画作便被一抢而空。

　　这个名叫张大千的年轻人，凭什么能在画坛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原来在此之前，他已经拜访了不少当时的画坛大家。上海的陈散原见到他的画作后连连称赞；齐白石看了他的作品，当即表示要与他切磋技艺；就连黄宾虹也对这个年轻人赞不绝口。

　　1925年春天，张大千又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个人画展。这一次，他创新性地将传统山水与现代笔法相结合，创作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一位日本收藏家看到他的画作后，当场就要出高价购买整个展览的作品。

　　但张大千却摇头拒绝了。他说：＂这些画作已经答应卖给其他收藏家了。＂其实，这些画作的收入他早已计划好了用途——全部捐给当时正在筹建的上海美术学院。

　　正当张大千在画坛声名鹊起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这一年，他正在北平办画展，听闻日军入侵东北的消息后，立即宣布画展所得全部捐献给东北义勇军。

　　从此，张大千的画作有了新的使命。他开始在全国各地举办义展，筹集抗日资金。1935年，他在南京举办的一场画展，短短十天就筹集了两万多元，全部捐给了前线的抗日将士。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大千更是走遍大江南北，在重庆、成都等地举办画展。每到一处，他都会把画作收入捐给当地的抗日团体。有一次在重庆，他连续作画三天三夜，创作出了一百多幅作品，全部用于义卖。

　　这样的举动，自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先是派人假装收藏家，想高价购买张大千的画作。张大千知道后，直接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在抗战胜利之前，本人画作概不出售给日本人。＂

　　这份声明一出，顿时在文艺界引起轰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效仿张大千，拒绝与日本人往来。这让日本人恼羞成怒，他们开始暗中布局，想要抓住这个不识时务的画家。

　　二、第一次巧遇危机

　　1938年的一个春日，上海南京路上行人匆匆。张大千刚从一家画材店出来，怀里揣着新买的宣纸和颜料。突然，几个日本宪兵围了上来，其中一个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张先生，我们长官想请您过去喝茶。＂

　　这哪是什么喝茶，分明是鸿门宴。原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早就对张大千的抗日义展心生不满。他们多次派人劝说张大千，希望他能为日本当局画几幅作品，以示友好。可张大千每次都以＂手伤未愈＂为由推脱。

　　这一天，日本人终于按捺不住，打算来硬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若能收服张大千这样的文化名人，必定能在文艺界引起连锁反应，动摇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面对几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张大千不慌不忙地说：＂各位稍等，让我先跟家里人说一声。＂说着，他转身对身后的夫人喊道：＂你快回家把我那治肝炎的药拿来！＂

　　夫人听出了他话中有话，立即应声：＂好，我这就回去拿药！＂

　　几个日本兵听到＂肝炎＂二字，顿时警觉起来。其中一个问道：＂张先生，你说你得了什么病？＂

　　张大千故意咳嗽了两声，说：＂就是传染性肝炎，你们知道的，这病现在还没什么好药...＂说着，他还往前走了两步。

　　＂八嘎！不要过来！＂几个日本兵立即后退，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在当时，传染性肝炎确实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疾病。由于抗生素还未普及，一旦感染，往往会全家遭殃。更何况这些日本兵大多是普通百姓出身，对这种传染病格外忌惮。

　　见日本兵们退却，张大千又补充道：＂其实我这病已经好多了，就是偶尔还会传染给身边的人。前几天，我那几个学生就...＂

　　不等他说完，几个日本兵已经转身就跑，边跑还边喊：＂算了算了，改天再请！＂

　　这个计谋虽然奏效，但张大千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不出三天，日本宪兵队就派人调查了他的日常行踪。发现他天天出入画廊，与人谈笑风生，哪有半点病容。

　　一个星期后，日本宪兵队的报告送到了总领事桌上：张大千根本没有肝炎，这完全是个诡计。总领事大怒，立即下令：＂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这个狡猾的画家抓来！＂

　　这一回，日本人显然不会再上当了。他们准备了更周密的计划，要让张大千插翅难飞。

　　三、智谋与艺术的较量

　　1938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张大千正在自己的画室里为即将举办的抗日义展作画。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要把他带走。临走前，张大千借口要拿外套，对家人轻声说了句话：＂如果我今晚没回来，明天就到处散播消息，就说日本人因为我不愿为他们作画，就把我残忍杀害了。＂

　　这句话很快传到了他的弟子耳中。第二天一早，上海的《申报》就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著名画家张大千被日军杀害。消息一出，整个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

　　当天下午，齐白石、徐悲鸿等多位著名艺术家联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军的暴行。他们在声明中写道：＂杀害文化人士，这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摧残！＂

　　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立即召集文艺界人士开会，决定举行＂悼念张大千先生座谈会＂。会上，多位文化名人纷纷发言，痛斥日军的野蛮行径。

　　更让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消息竟然传到了国际社会。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回了一篇报道，题为《日军杀害中国著名画家》。文章详细描述了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以及他支持抗日的事迹。

　　英国泰晤士报也发表评论说：＂日军对中国文化界的打击，显示了他们对文明的蔑视。＂就连一向对远东事务保持沉默的法国《费加罗报》，也刊登了这则新闻。

　　国际舆论的压力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坐立不安。他原本只是想威胁张大千，逼他就范，谁知事情闹得这么大。更让他担心的是，许多外国使馆都来询问此事，有的甚至表示要派人调查。

　　这时，被关押的张大千却显得很平静。他要来纸笔，在牢房里继续作画。一位日本军官见状讥讽道：＂你现在还有心思画画？＂

　　张大千答道：＂既然要死，那就多画几幅留给后人看看。对了，我听说你们长官很喜欢我的画，不知道我死后，这些画会不会值钱？＂

　　这句话很快传到了日本总领事耳中。总领事这才意识到：如果张大千真的死在他们手里，这些画作必将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权衡再三，日本人终于妥协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不但释放了张大千，还派车把他送回了家。消息传出后，整个上海文艺界都沸腾了，纷纷前来祝贺。

　　张大千的这一计策，不仅救了自己一命，还让日本人在国际上大大丢了一次脸。从此以后，日军对文化界的人士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四、艺术家的另一面

　　从日本人手中脱险后，张大千并未就此收敛。1939年初，他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画展。这次画展的特别之处在于，参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作品，还有徐悲鸿、齐白石等多位著名画家的作品。

　　画展开幕那天，重庆下着绵绵细雨。可还不到开门时间，展馆外就排起了长队。人们撑着伞，只为一睹这些大师的作品。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大千新创作的一幅《江山如此多娇》，画中的山河虽然雄伟，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悲凉。

　　当天下午，张大千在展馆里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戴老，这位中统特务头子的到来让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没想到戴老开口第一句就说：＂张先生，听说你这次画展的收入全部要捐给前线将士？＂

　　＂是的。＂张大千答道，＂我们这些画家，不能上战场打仗，只能用这种方式支持抗战。＂

　　戴老点点头，当场拍板：＂这样，你们以后办画展，我派人来保护。＂就这样，张大千等人的抗日义展有了特务机关的暗中庇护。

　　1940年春天，张大千又在成都筹办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画展。这次除了画作，他还带来了一批珍贵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日军正在四处抢掠中国文物，拍摄和保存这些文物图像成了文化保卫战的重要一环。

　　画展期间，张大千还组织了一场秘密的筹款活动。他让几位信得过的老画商暗中联系抗日将领，为前线筹集军费。据说仅这一次活动，就为八路军筹集了五万大洋的军费。

　　1941年，张大千把目光投向了云南。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运送着大量抗战物资。张大千决定在昆明办一场画展，为保护滇缅公路的将士们筹集资金。

　　这次画展颇具传奇色彩。张大千把展览地点选在了昆明西山脚下的一座古寺里。参观者除了要买门票，还要爬一段陡峭的山路。尽管如此，八天时间里还是有近千人前来观展，筹集的资金全部捐给了守卫滇缅公路的部队。

　　从1937年到1945年，张大千总共举办了十二场抗日义展，筹集的款项折合现在的货币约有千万之巨。这些钱有的用于购买军需物资，有的用于救助难民，还有一部分秘密送往了敌后的抗日根据地。

　　五、历史的选择

　　1949年深秋，张大千站在香港的码头上，望着来来往往的轮船。这位曾经两次智胜日本人的画坛大师，此时正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

　　就在一个月前，他还在南京举办了最后一场画展。那是一场特别的展览，展出的都是他这些年临摹的敦煌壁画。开展当天，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些作品了。

　　一位老画友在展览现场对他说：＂大千，你要走了？＂张大千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指着墙上的一幅《飞天》说：＂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啊。＂

　　最终，张大千选择了赴台。临行前，他只带走了四夫人徐雯波和年仅三岁的小女儿。此时的他大约想不到，这一离别，就是三十多年。

　　在台湾的最初几年，张大千并未停下画笔。1952年，他在台北举办了一场个人画展。展览期间，一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商人看中了他的作品，邀请他去欧洲办展。

　　1953年春天，张大千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在巴黎的卢浮宫，他见到了毕加索的作品。这次相遇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开始尝试将中国传统山水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

　　1956年，张大千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个展。他创造性地将泼墨与泼彩技法融入山水画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欧洲艺术界称他为＂东方的毕加索＂。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张大千在欧美各地举办了数十场画展。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到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从巴黎的奥赛美术馆到罗马的国家美术馆，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大艺术殿堂。

　　但不论走得多远，他始终惦记着故土。每逢农历新年，他都要画一幅梅花。1980年，他在一幅《江南春晓》的题跋中写道：＂江南好，最忆是江南。＂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享年84岁。他的最后一幅画作是一张未完成的山水，画中的山峦若隐若现，宛如他对故土绵长的思念。

　　在他身后，人们发现了一叠未曾示人的画稿。那是他这些年来默默临摹的敦煌壁画，每一笔都凝聚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些画稿后来被整理成册，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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