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奢侈品”,明年Nature Commun每篇论文发表费高达5.2万

  对于全球追求顶级学术发表的科研人员而言,通往科学殿堂的入场券正在变得愈发昂贵。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集团旗下的旗舰级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近日更新了其2026年的价格政策,宣布将文章处理费(APC)上调至7350美元。

  按照当前汇率计算,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家在该期刊上发表一篇研究成果,需支付约5.2万元人民币。这一高达360美元的涨幅,再次引发了全球学术界关于科研出版商业化、开放获取成本分摊以及学术公平性的激烈辩论。

涨价背后的“顶刊”经济学

  《自然-通讯》此次调价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学术出版巨头在开放获取浪潮中不断推高定价策略的一个缩影。作为一本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它不向读者收取订阅费,而是向作者收取APC,以维持运营并实现盈利。根据其官网公布的《2026年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列表》,新的收费标准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从现行的6990美元上涨至7350美元,涨幅约为5%。

  对于许多实验室,特别是资金并不充裕的青年课题组而言,5.2万元人民币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可能相当于一名博士研究生一年的津贴,或者数次关键实验的试剂成本。然而,尽管价格连年攀升,全球科学家对该期刊的热情却未见消退。

  这种“越贵越买”的现象背后,是《自然-通讯》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确立的独特地位。自2010年创刊以来,该期刊迅速成长为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ortfolio)旗下发文量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综合性期刊。其最新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稳定在15.7左右,位列科睿唯安(Clarivate)JCR分区的第一梯队(Q1),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分区表中的1区TOP期刊。

  在学术界,“Nature子刊”的光环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基金申请成功率、更顺利的职称晋升以及博士学位的稳妥保障。对于许多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来说,《自然-通讯》被视为仅次于《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这“三巨头”的最佳发表平台。它兼顾了高学术声誉与相对较高的录用率(尽管仍竞争激烈),被戏称为“毕业神刊”。这种刚性需求赋予了出版商极强的定价权。

  学术成“奢侈品”,明年Nature Commun每篇论文发表费高达5.2万

  数据直观地反映了这种市场垄断力。2010年创刊时,该期刊全年仅发表146篇论文;而到了2024年,其年发文量已突破1万篇大关,成为《自然》系列中名副其实的巨无霸。在2024年的全球开放获取期刊营收排行榜中,《自然-通讯》凭借其庞大的发文量和昂贵的单价,收入仅次于同门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成为学术出版界名副其实的“现金奶牛”。

开放获取的双刃剑:知识共享与财务负担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一直极力辩护其高昂的收费标准。出版商方面通常强调,APC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编辑、校对和排版成本,更涵盖了维持高标准同行评审系统的巨大开支。作为一本高拒稿率的顶级期刊,《自然-通讯》每发表一篇文章,背后可能涉及对数篇甚至十数篇被拒稿件的审理成本。此外,全球化的推广平台、永久性的数字归档以及对科研成果的媒体传播服务,都被列为高收费的合理化理由。

  然而,批评者指出,这种商业模式正在异化开放获取运动的初衷。开放获取本意是打破付费墙,让全人类免费共享科学知识,但如今它似乎正在演变为一种“由作者买单”的付费发表模式。这种转变可能导致新的学术不平等:富裕国家和经费充足的顶尖实验室可以毫无压力地支付高额APC,从而获得更多的曝光率和引用量;而发展中国家或经费紧张的边缘学科研究者,即便做出了同等水平的成果,也可能因无力支付“版面费”而被拒之门外,或者被迫转向影响力较低的期刊。

  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变化尤为敏感。数据显示,中国学者目前是《自然-通讯》最重要的稿源贡献者之一,发文占比高达28.64%。这意味着,中国科研经费每年有相当一部分以APC的形式流向了国际出版巨头。虽然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推动本土高质量期刊的建设,并呼吁破除“唯论文”的评价导向,但在现行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下,在顶级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依然是衡量科研实力的硬通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高校生物学教授表示:“五万元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如果能发一篇《自然-通讯》,这笔钱花得‘值’。这不仅关乎面子,更关乎下一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只要评价标准不彻底改变,出版商涨价到底气的就不会消失。”

也是一种筛选?未来趋势引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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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C(版面费)再度上调

  值得注意的是,APC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市场筛选的作用。有观点认为,高昂的发表成本可能会抑制一部分低质量的“灌水”行为,促使课题组在投稿前更加审慎地评估工作的创新性和完整性。然而,这种筛选机制更多是基于经济实力而非纯粹的学术价值,这本身就与科学界的唯才是举原则相悖。

  面对这一趋势,全球科研资助机构也在调整策略。例如,欧盟的“S计划”(Plan S)等倡议虽然大力推动开放获取,但也开始关注APC的合理定价问题,甚至探讨封顶机制。但在商业利益驱动下,顶级期刊的“奢侈品化”趋势似乎短期内难以逆转。

  除了《自然-通讯》,其他顶级出版商也在跟进涨价策略。爱思唯尔(Elsevier)和威利(Wiley)旗下的高端OA期刊同样面临着类似的价格上行压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审稿和出版流程,出版商的边际成本理论上应当下降,但现实却是价格的持续攀升,这其中的利润空间成为了学术界与出版界博弈的焦点。

  展望2026年,当7350美元成为新的常态,全球科学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昂贵的学术交流环境。这或许会加速预印本(Preprint)平台的普及,或者推动更多非营利性学术出版模式的诞生。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对于渴望在学术金字塔尖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者来说,支付这笔昂贵的“门票”,似乎仍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从146篇到年发文过万,从初出茅庐到收费5.2万,《自然-通讯》的演变史,不仅是一部期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当代学术出版产业化的启示录。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经济资本的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并重塑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