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院士王迅：他是严谨的物理学家，也是复旦“代课”最多的老师

　　复旦大学，又少了一位大先生！

　　12月5日，复旦大学物理系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2月5日6:22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91岁。（此前报道：）

　　王迅是知名的物理学家，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两种InP极性表面的结构模型，首次实现多孔硅的蓝光发射，被赞誉为1992年多孔硅研究的六项进展之一；他是我国硅锗低维量子体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项；

　　王迅也是复旦大学最知名的“代课老师”，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人才培养。在复旦留校任教后，他曾经在1982年，在迎接恢复高考后首批研究生的迎新会上说：“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培养不出让国际上认可的研究生，我是死不瞑目的。”

　　年过70后，他说，“我希望一辈子耕耘在讲台。但是按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承担一门课完整的教学任务，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就找机会当代课老师。”

　　王迅应该也是复旦大学“最惹不起”的教授，因为他的正直，只要是正确的事，他总是会坚持，从来不会为了情面或者什么其他的理由而改变主意。直到70多岁，他还骑着自行车每天到办公室工作，有时是和需要支持的学生交流，有时是参与物理系和学校改革发展的讨论。

　　王迅曾写过一篇《我的教师生涯》，在该文末尾，他写道：“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我就是王老师。”

　　师从谢希德，协助开创表面物理学

　　王迅是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的学生，1952年考入复旦后，在复旦园的时间超过了一甲子。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协助恩师谢希德，耗费十年心血，将表面物理研究室在复旦“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科研上，他从事表面物理、半导体物理研究，包括半导体表面与界面的结构和电子态研究，硅基低维量子体系和光电子物理研究，多孔硅的发光特性和机理研究，协助谢希德为中国开创了表面物理学这一新的学科，并在材料、物理和器件等方面贡献卓著。

　　由他担任首任主任的复旦大学表面物理研究室，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表面物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在凝聚态物理、光物理、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的前沿开展基础研究和中远期应用研究，围绕新型半导体、磁性、关联体系、人工超构材料和新能源材料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未来应用，不断开创新的研究方向。

　　王迅的学生、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金晓峰说，“王迅先生从事研究时，中国物理学研究还非常落后，可以说，正是他们这一代人为后来者打下了基础，使得现在中国物理学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年轻人走在了国际科技竞争前沿。”

　　推动教师评教结果公开，创下全校乃至全国“唯一”

　　王迅也是复旦最有名的“代课教师”。自1960年复旦物理学系毕业留校后，王迅就没有离开过讲台。在复旦，多位教师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王迅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自主培养学术带头人，对本科生的培养，他尤其重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复旦物理系就要求所有教授都必须为本科生授课。在王迅的推动下，物理系将所有教师都必须承担本科生授课的课时数，写入了教师章程。在复旦物理系，没有一位老师会因为自己是知名的科学家或者因为不擅讲课而“逃避”给本科生授课的工作。王迅自己则一直承担着物理系一年级本科生的基础课，直到他被评为院士后，仍然每学期都会为一年级本科生上课。

　　年过70后，王迅体力渐衰，于是提出给因为出差等原因而缺课的青年教师担任代课老师。即便如此，每学期这位院士“代课教师”，为不同系科的本科生授课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一门课的课时数。他曾说，“把最好的师资配备在本科生教学上，才对得起选择复旦的学生和家长。”

　　复旦物理系也是当时全校乃至全国唯一一个将学生对教师的评教结果向全系所有师生公开的院系。对于那些教学质量不被学生认可的教师，不论他是谁，王迅都会亲自给他们“一对一”辅导，因为他认为，大学教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育人，如果连课都讲不好，那是不配被称为老师的。

　　他曾经在1982年研究生的迎新会上说：“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培养不出让国际上认可的研究生，我是死不瞑目的。”事实上，他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活跃在学术界。金晓峰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任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磁学委员会主席，也是担任该职的首任中国大陆学者。

　　坚持破除“头衔迷信”，“不近人情”背后是另一种爱

　　和王迅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他的顶真、直接，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他常常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有时候甚至显得不近人情。但是，他的“不近人情”背后，却是对学生，或者说是对教育事业的另一种爱。

　　很多人都知道王迅不喜欢别人称他为“院士”，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教师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因为有什么头衔而特殊。如果有第一次见面的人称他“王院士”，他往往会板着脸纠正，并且会明确地提醒对方，老师就是老师，没有什么院士和老师之分。

　　他坚持破除各种“头衔迷信”。王迅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关注复旦的教学和科研改革。大约十多年前，他推动了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改革，修改学术委员会章程，使学术委员会真正发挥学者组织的作用。其中一条举措，就是取消学术委员会中根据成员头衔设立等第的做法，规定所有教学和科研岗的人员都可以参加学术委员会成员评选。同时，学术委员会只设组长和副组长，其下设的5个学术分委员会也不再设各种头衔。他认为，这是教授参与学术治理的机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什么级别或者头衔，“一设主任或者副主任，听上去就和级别挂了钩”。

　　对于年轻人的成长，王迅倾注了最多的热情。青年教师要上讲台，他手把手陪他们备课，细致到每一处难点的讲授；对青年教师的生活，他细致到会关心他们的住房、配偶工作，甚至冒雨骑自行车去公证处为青年教师担保出国深造……

　　在复旦物理系的发展历程乃至中国物理学发展的历程中，王迅被学界公认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本人恰恰说过，“我对物理系最大的贡献就是没有贡献。”

　　怀念这位世间少有的固执而顶真的先生！

　　追忆大师，他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今天重读他的学生、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金晓峰在2021年教师节为《文汇报》所写的关于他的导师的一篇文章《导师给我上的三堂课》，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迅先生的一个侧面——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王迅先生今年已87岁高龄了，他也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两院院士王选的哥哥。和王迅先生打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他的顶真、直接，有时候甚至不近人情。他的一些学生直到毕业多年后，还会说起在校时“远远看到王迅先生就绕道走”的经历。

　　但是，和王迅先生交往次数多了就会发现，他“不近人情”的背后是发自内心的温暖和正直。正是他，在评上院士后仍然一直为本科生上基础课。他曾被称为“复旦大学最有名的代课教师”，因为物理系的课如果遇到教授们有急事上不了，就会由王迅代课。因为他的身体力行，物理学系成为全校第一个所有教授都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院系。不论是本科生还是青年教师，有人向他求助，他总是来者不拒。连物理学系的本科生看到一些王迅可能感兴趣的文章，也会想着主动寄给他看看。

　　我大约于1982年底决定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继续研究生学习。当时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有两个：表面物理或半导体物理。为确定硕士导师，我咨询了当时的年级辅导员郑国祥老师。听了郑老师对相关导师的介绍后，我的直觉是选王迅老师，主要原因在于：他被排在复旦民间广为流传的谢希德先生的“四大金刚”之首，业务水平在系里是公认的，要想学本领，就得跟水平高的人学。

　　当然，我也被清楚地“警告”：“他比较清高，不好相处；待人严厉，我们都挺怕他。”过了两天，郑老师在与王老师交流后，交给我一张王老师手写的便条，让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里聊聊。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被请到家里聊天，这礼遇也太高了吧！

　　那天晚上是我与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主要是他说我听，他谈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他说，我们中国学生都太规矩、太谦虚，不敢挑战老师、不敢挑战权威，而美国学生在教授做报告时，却会不时打断演讲人，提出不懂的问题或给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少一点循规蹈矩，多一点闯劲；少一点唯唯诺诺，多一点大胆质疑。用他的原话说，“我们中国学生应该更加aggressive（有攻击性）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英文单词还可以这样用。

　　那晚的谈话让我确信，王老师就是我想跟的导师。不久，我们开始填写研究生报考表，报考表面物理的其他同学全都很自然地选择了谢希德先生加上一位副教授作为导师，只有我选择了王迅作为唯一的导师，就这样，我成为了王老师的学生。

　　他这样引导学生跨入科研之门

　　全国研究生统考在1983年初的寒假中进行，本科最后一学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大学毕业论文。当我去问王老师我应该做什么课题时，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刚进口不久的一台大型多功能电子能谱仪上工作，要么在另一台只有一个四极质谱功能的国产设备上工作。

　　这两台设备的差别，就像一辆崭新的宝马豪车与一辆破旧的平板车之间的差距。

　　王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我听了他半个小时的介绍后，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可说是满心欢喜地选择去拉平板车。他说，进口设备当然好，但在这台设备上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已经不少，你作为本科生，可能发挥的余地不大，或许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而这台国产设备上目前没有任何人工作，虽然功能少一点，但却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项科研锻炼，不见得比在进口设备上效果差。

　　之后的事实确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我几乎每天与这台“平板车”亲密接触，这让我特别享受这种探索的过程，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取得的成果也比我预期的好很多，文章发表在《物理学报》上，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老师还将我的这项工作，与其他几项在“宝马豪车”上所做的工作一起，投给了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半导体物理学会”，唯独我这项在“平板车”上拉出的工作被大会接受，1984年夏天由王老师在会上报告。

　　大概在1983年秋，谢希德先生邀请了国际表面物理领域的大家、斯坦福大学的威廉·斯派瑟（William Spicer）教授访问复旦并做系列学术报告。当时，我们系的学术报告已不再翻译了，对我而言就像是听天书。但我坚持全程听完，而且还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英语提一个问题。

　　结果在一个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内容的地方，终于“挤出”一个问题。因为担心提问时出现语法错误被笑话，我还专门把问题写在纸上，等他已经转到下一页讲解时，我才举手打断他。估计当时太紧张了，念的时候肯定是发音不清或是咬字不准，结果他还没听懂，让我再重复一遍，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心跳顿时加速，心想完了。好在我马上镇静下来，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次他听明白了。有了这次“零的突破”，之后就比较轻松了，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可证明，我是当年物理学系学术报告会上提问最活跃的那个学生。

　　在斯派瑟教授访问期间的一个上午，王老师专门安排了一项活动，由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向他介绍几项我们的工作。完全出乎意料，王老师竟然让我也作为其中一员，用英语向他汇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我的英语口语，哪有这个水平啊？但王老师说，不少日本人在国际会议上就是完全照稿子念的，你也可以照做。这不明摆着是赶鸭子上架嘛！最后，我还是连滚带爬地应付过去了，当中，斯派瑟教授还不时打断我，向我提问，当然回答就全由王老师代劳了。

　　如今回想起来，王老师当时这么做，可谓用心良苦，无非是想给我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否则他自己去讲，会简单得多，也清楚得多。

　　“与其到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

　　在去过王老师家交流后，有一天，我在物理楼走廊上与他迎面相遇，像对其他熟悉的老师一样，我主动和他打招呼，但他的表情却绝不是我所期待的熟人的感觉，他似乎像没听见似的，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擦肩而过。接下来的几次相遇，情况完全相似。这时我才有点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师说他清高，因为他根本不屑与别人打招呼啊！逐渐地，我发现这可能就是他的习惯和个性，也许在他看来，这些寒暄都没什么意义。

　　如果这还不能让人把王老师与“清高”“严厉”“怕他”联系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亲历的一件事也许会让王老师的形象“立体”起来。

　　1985年，我在读了两年硕士后提前攻博，由谢希德先生和王老师共同指导。1987年，谢先生和王老师推荐我去法国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一年。那时出国算是件大事，何况还是出国一年之久，因此出国前与家人吃个团圆饭，也算是人之常情。

　　因为知道王老师严厉，我没敢向他请假，而是向教研室副主任林荣富老师请了假，但没想到这竟然闯出了大祸。那天晚上六点半左右，正当我们全家人在杭州欢聚一堂开始举杯之时，突然来了封只有六个字的加急电报“火速返校王迅”！

　　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了，火速骑车到武林门的长途电话大楼，排队半个多小时，才轮到我打电话。能够听出来，王老师说话声音因气愤而有点颤抖：“你读过复旦大学研究生守则吗？” “你知道请假一节课需要谁批准吗？请假半天需要谁批准吗？请假一天需要谁批准吗？”问题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原来，他就是想说，我这个情况已经需要学校研究生院批准了。凭着多年与王老师的交往，我知道这时的最好反应就是不辩护，否则火力会更猛。等他训斥完后，我说我马上去买火车票，连夜返回上海。

　　当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张绿皮火车的慢车坐票，晚上坐了八个小时慢车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上海。直奔实验室后，林老师告诉我，原来是法国那边的导师恰巧找我有点事，传真发给了王老师，让他转交给我，这时王老师才知道我回杭州了，于是就有了那份加急电报。

　　等王老师到了实验室看到我，他没有什么废话，直截了当地说： “与其到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你现在马上回去写检讨，一式三份，一份交到系里，另外两份分别贴在实验室的三楼和五楼的橱窗里。”当我把检讨书送到系里主管研究生的李白云老师手上时，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读过之后便笑着对我说： “你懂的，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讲课不是还可以，我觉得是一塌糊涂”

　　我在法国期间，与王老师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其间我知道我将会留校工作。当时只要留在专业教研室，基本上就不必从事教学工作了，上课的任务主要由普通物理教研室和理论物理教研室承担。但是，我对讲课情有独钟，因此，我主动向王老师提出，希望回国后的秋季能有机会上《固体物理》这门课，他非常支持。

　　但按复旦物理学系当时的习惯，上大课前必须要先给主讲老师当助手讲习题课，效果不错才有资格讲大课。为此，王老师与系领导多次沟通未果。最后，他对系领导说： “既然这样，那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就写王迅和金晓峰，但我是不会去上的。”就这样，1988年9月我给复旦物理学系1985级的学生主讲了《固体物理》大课。

　　然而，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意料，王老师从头到尾全程听完了我整个学期的讲课，而且我每次上课结束后，他都会让我去办公室听他对我上课的点评。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课后，他问我：“你感觉如何？”我说：“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毕竟第一堂课总是花了大精力去准备的。但让我震惊的是，他说：“不是还可以，我觉得是一塌糊涂。”

　　接着他一点一点仔细给我剖析，什么地方不行，什么地方不能这样讲，什么地方应该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等等。所以，我在复旦的第一次上课，就是在王老师这样手把手地耐心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我原计划在1988年8月进行论文答辩，但备课的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得已，我只能将答辩时间推迟到了课程全部结束后的1989年2月。因此，可以说，在我的学生生涯正式结束之前，这是王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堂无比生动的指导课，其意义远超课程本身而直抵灵魂深处。

　　文丨姜澎

　　编辑丨钱家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