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大臣承认对中国在安世芯片危机中的报复措施措手不及

　　荷兰经济事务大臣文森特·卡雷曼斯在12月5日晚间的议会辩论中首次公开承认,当他9月底援引1952年冷战时期的《货物供应法》接管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时,政府虽然评估了可能的反制措施,但北京切断芯片流通的强硬回应"并非中国最可能的反应"。

　　这一罕见的坦白揭示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安全博弈中面临的深层困境:当出口管制和资产冻结成为地缘政治工具时,供应链相互依赖正在迅速转化为相互威胁的杠杆。

　　卡雷曼斯的让步引发了新的质疑:究竟有多少事前规划支撑了这项引发全球汽车产业震荡的决定安世半导体是全球第二大分立器件制造商,其生产的功率半导体和逻辑芯片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系统。当中国在10月宣布安世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不得出口后,包括大众、奔驰、宝马在内的欧洲车企迅速面临生产停工风险。这场危机最终在11月初得到初步缓解,中方在荷兰作出让步后同意逐步恢复供货,但卡雷曼斯在议会的表态表明,这一结果更多是危机管理的产物,而非战略预判的胜利。

　　从国家安全到供应链人质

　　2025年9月30日,荷兰政府突然宣布接管安世半导体一年决策权,理由是该公司存在"严重的治理缺失和行为",构成对荷兰及欧洲经济安全的威胁。这是荷兰首次动用1952年制定的《货物供应法》对私营企业实施接管,该法最初设计用于应对战争或物资匮乏等紧急状态,在冷战结束后几乎从未被使用。政府声明指控安世试图将关键制造技术转移至中国母公司闻泰科技,而闻泰科技作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部分国有企业,被认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

　　接管令的核心内容包括:冻结安世全球资产,禁止未经荷兰政府明确许可进行任何重大商业决策,并将中国籍首席执行官张学政停职。荷兰政府任命了临时管理团队,试图将安世的战略决策权从其中国母公司手中剥离。这一行动被广泛解读为欧洲加强技术主权和防范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最新案例,与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和欧盟外资审查机制收紧遥相呼应。

　　中国的反制来得迅速而精准。10月初,中国商务部裁定荷兰政府的接管决定在中国境内不具法律效力,理由是该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和商业惯例。更关键的是,中方禁止安世在中国的子公司和分包商向海外出口芯片。这一措施击中了安世商业模式的要害——该公司虽然总部设在荷兰,但超过70%的制造和测试产能位于中国广东、山东等地。安世在荷兰本土主要从事研发和部分晶圆制造,而封装测试这一劳动密集型环节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工厂。

　　误判的代价与汽车业的焦虑

　　荷兰经济部长文森特·卡雷曼斯于9月。图片：ANP

　　卡雷曼斯在议会承认政府低估了中国反制强度,这一表态背后是欧洲汽车产业两个月来的持续焦虑。安世半导体供应的功率MOSFET、IGBT和车规级逻辑芯片是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电机驱动和车身控制模块的核心元件。这些分立器件虽然技术含量不如先进制程的处理器芯片,但在汽车电子中不可或缺,且安世在这一细分市场占据30%以上份额。

　　10月中旬,安世半导体公开发布致中国子公司的信函,呼吁协助恢复供应链运营,并警告"各行业客户均报告生产即将停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随即向政府施压,要求介入解决危机。大众集团透露其位于沃尔夫斯堡和茨维考的工厂芯片库存只能支撑数周生产,如果断供持续将被迫削减产量。宝马和奔驰虽然拥有多元化供应商网络,但短期内寻找替代品同样面临技术认证和产能爬坡的挑战。

　　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安世虽然是中资控股的荷兰公司,但其供应链深度嵌入中欧经济体系:芯片设计在荷兰和英国完成,晶圆在荷兰、德国和中国制造,封装测试主要在中国进行,最终产品销往全球汽车和消费电子厂商。荷兰政府试图通过接管切断中国获取技术的渠道,但中国通过控制制造环节实现了反向制衡,将欧洲汽车业作为筹码迫使荷兰让步。

　　协商与妥协的不对称博弈

　　危机在11月初出现转机。10月底的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中方向美国表示将确保安世中国厂房重新对外供应芯片。11月8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同意荷兰经济部派员赴华磋商的请求。双方谈判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不完全撤销接管令的前提下,恢复供应链正常运作。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包括:荷兰承诺不会强制安世进行资产剥离或出售,中方则同意安世中国工厂逐步恢复向全球客户供货。

　　11月中旬,卡雷曼斯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仍坚持强硬立场,声称"即使事后来看,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并将这场危机描述为对西方各国领导人的"警钟"。中国商务部随即发表声明,对卡雷曼斯的言论表示"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批评其混淆视听并破坏双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这种公开交锋表明,尽管实务层面达成妥协,但双方对事件性质的认知仍存在根本分歧。

　　荷兰的困境具有代表性。作为ASML光刻机制造商所在国,荷兰在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战略位置,但同时严重依赖对华贸易——中国是荷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荷兰政府既要响应美国和欧盟的技术脱钩压力,又不能承受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代价。安世事件将这一矛盾推向极致:接管决定体现了安全优先的政治逻辑,但中国的反制迅速揭示了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约束。

　　经济安全的新常态

　　卡雷曼斯承认误判的意义超越了具体事件。2025年被普遍视为出口管制成为主要经济武器的一年,从美国对华先进芯片禁运到中国限制稀土和镓锗出口,再到欧盟收紧对外直接投资审查,各国都在尝试将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杠杆。但安世危机表明,这种武器化策略的效果高度不确定,且可能产生始料未及的反噬效应。

　　荷兰政府援引冷战法律应对现代供应链挑战,本身就揭示了政策工具与现实环境的错配。1952年的《货物供应法》设计初衷是保障战时物资供应,假设的场景是敌对国家切断关键资源。但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已经深度交织,很难简单划分"我方"和"对方"资产。安世总部虽在荷兰,但制造在中国;其芯片虽由中国工厂生产,但服务于欧洲车企。传统的资产冻结手段在这种复杂所有权和跨境生产网络中效果有限。

　　卡雷曼斯在议会的表态"我们评估了可能的反制措施,但这并非中国最可能的反应",隐含了更深层的政策失误。荷兰政府显然预期中国会通过外交渠道抗议或采取象征性反制,而非直接切断供应链。这种误判源于对中国政策工具箱和意愿的低估。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胁迫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从针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旅游禁令,到对澳大利亚煤炭和葡萄酒的非正式抵制,再到对立陶宛的贸易限制,都显示出精准的靶向能力。

　　未来的供应链地缘政治

　　安世危机的长期影响仍在显现。荷兰虽然恢复了芯片供应,但接管令仍有效期至2026年9月,双方围绕安世未来治理结构的博弈远未结束。闻泰科技在收购安世时支付了200多亿人民币,现在面临投资价值大幅缩水的风险。荷兰政府则必须在一年内决定是永久接管、强制出售还是归还控制权,每个选项都伴随着巨大的法律和经济风险。

　　对欧洲汽车产业而言,这场危机是供应链韧性不足的警示。行业分析指出,欧洲车企过度依赖少数几家供应商提供关键元件,一旦出现地缘政治干扰就陷入被动。但建立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既不经济也不现实,因为半导体制造的规模经济和技术专业化使得全球分工不可避免。更可行的方向是供应商多元化和战略库存管理,但这会增加成本并降低效率。

　　卡雷曼斯尽管承认误判,但并未表示后悔。他在《卫报》采访中将安世事件形容为"经济惊悚片",并强调这给各国领导人敲响了警钟。这种立场反映了当前西方政策圈的主流思维:即使短期内付出代价,也要通过强硬立场遏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影响力。但安世危机证明,这种零和思维可能带来双输结果——荷兰未能阻止技术流动,反而引发供应链中断;中国维护了主权,但加剧了外资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类似安世这样的跨国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它们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和受益者,也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荷兰部长承认"措手不及"的表态,或许标志着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单边行动的效果远不如预期,而寻找平衡安全关切与经济利益的新路径,将是未来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