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可量化，疗效可预测——AI正在改写心理治疗规则

　　12月6日，在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主办的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生态大会上，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围绕 “AI如何真正理解并改善人类情绪” 展开深度对话。面对传统精神健康评估 “靠问卷、凭感觉”的困境， 三位讲者不约而同地指出： 情绪不是模糊的主观感受，而是可被精准测量，甚至被精准干预的。 他们正用多模态数据、脑成像技术和临床转化思维，为精神疾病诊疗带来一场范式变革。

　　 图注：Katie Aafjes-van Doorn教授（左）、Benjamin Becker教授（右上）和吴畏教授（右下）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表情、语调、心跳，都在“出卖”你的情绪

　　“我们现在的心理健康评估，就像是在用体温计量血压。”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副教授、Deliberate AI联合创始人Katie Aafjes-van Doorn一针见血地指出行业痛点。

　　她解释，无论是患者自填的量表，还是被视为业内“金标准”的访谈，都存在严重“噪声”——这往往是因为不同医生对同一患者的评分可能大相径庭，导致有效疗法在临床试验中“被埋没”。

　　为此，她的团队另辟蹊径，用一段普通的视频通话取代侵入式设备，来捕捉来访者的肌肉动作、语音韵律、呼吸频率甚至心率变化，再通过多模态AI模型融合这些信号进行分析，其准确度远超传统自评量表。

　　该AI评估工具已入选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试点项目，有望成为全球首个用于精神药物临床试验的AI临床结局评估工具。Doorn教授强调：“这不是要取代治疗师，而是给治疗装上‘高清镜头’——让我们看见那些肉眼无法察觉的情绪波动。”

　　她还透露，团队正开发AI聊天机器人替代人工进行结构化访谈，并构建自动反馈系统，实时评估“治疗联盟”强度与治疗师共情能力，“因为关系的质量，往往比技术本身更能预测疗效”。

　　语言是最强的“脑药”，而AI正在学会开处方

　　“过去35年，没有任何一种全新抗焦虑药物成功上市。”香港大学教授Benjamin Becker抛出惊人的数据统计结果。他直言，传统药物研发路径耗时十年、成功率极低，亟需新范式。

　　Becker教授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先让健康人和高焦虑者在MRI中体验恐惧、愉悦等特定情绪，再用AI从脑活动与连接模式中直接“读取”此刻的情绪强度。他们的模型不仅能准确识别“你有多害怕”，还能区分你的“害怕”是社交焦虑、广泛性焦虑还是创伤后应激。

　　“如果我四岁半的女儿焦虑了，我不会立刻给她吃药，而是先和她对话。”他指出，最有效的大脑调控工具不是电极或药片，而是语言。如今，AI聊天机器人正成为这种“对话疗法”的载体，在缓解大学生压力方面，AI的效果“几乎与真人心理治疗师相当”。

　　同时他也发出警示：“我们必须意识到——AI正在激活我们最原始的社会脑回路，这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当孩子对着坏掉的AI玩偶哭泣告别，当青少年将情感寄托于虚拟伴侣， 我们需要建立“AI-社会-心理健康”的交叉研究框架，确保技术向善。

　　在希望与审慎之间，寻找AI与心灵的平衡点

　　上海交通大学松江研究院教授、前Alto Neuroscience创始人吴畏则指出了脑电“生物标志物”的三大“陷阱”：小样本夸大效应、时间稳定性差、验证过程存在数据泄露。他提出，可转化的脑电疗效预测生物标记物应该具有 “高信度、效度合理、可解释性良好、低成本可扩展、跨模态验证、前瞻性盲法验证、靶点结合、机制性理解” 八大特点。

　　“AI不是魔法，而是显微镜——帮我们看清哪些病人真正需要哪种治疗。”目前，他正带领团队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从瘫痪治疗向精神疾病拓展，“下一个战场，就是抑郁症。”

　　三位科学家的报告虽路径不同，却都指向了同一信念： 精神健康不应再是“黑箱” 。正如Becker教授所言：“我们的大脑不在乎对方是不是真人，只要它能回应，就会产生联结。”当AI日益深入人类情感腹地，这场技术革命不仅关乎算法精度，更考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与敬畏。而上海这场冬日里的头脑风暴，或许正是通往“可信赖AI心理助手”时代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