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人浮于事，机构庞大，社会负担沉重。历朝的总官数东汉为7567人，晋为6836人，隋为12576人，唐为18805人，而北宋则为24000人；每10万人平均拥有的官吏数目东汉为13人，晋为42人，隋 为27人，唐为35人，元为27人，明为37人，而北宋为51人。官僚机构之臃肿，官员数目之冗繁，北宋几为历朝之冠。
大量冗官并没有给北宋王朝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反而加速了朝政腐败。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机构林立、官多吏繁导致政令多出、互相扯皮，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在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年老官高者以资历标榜，年轻资历浅者则因难以提升和受到重用而怨声载道，其结果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敷衍了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北宋军队在好水川被元昊击败，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此事虽急奏朝廷，但因大臣拖拉散漫，皇帝在十多天后还没有见到奏章。
其次，因为官多位少，人人争美缺肥差，致使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北宋政府和大小权贵、官僚多有恶迹，如真宗时的宰相丁谓“得四方赂遗，不可胜数”；受到朝廷奖谕的“清官”，四川彭山县令齐元振也是“受赂得金，多寄民家”。北宋末年，朝廷已腐朽到公开卖官的程度，各官职均明码标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第三，冗官与官吏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使职权多为腐败无能的官吏掌握。除宋太祖赵匡胤和王安石等人有所作为外，北宋许多官员都在混日子。真宗时宰相王旦不管政事，避免招怨，竟被称为贤相。像王旦这样昏庸无能的官员，北宋比比皆是。此外，北宋官僚惯于结党营私，这使得具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受到打击和排挤。
第四，冗官、冗军引起的冗费，使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北宋不仅官多，而且俸重。官僚的俸禄名目繁多，有官捧，有禄粟，有职钱(兼职的俸钱)，有公用钱，有职田，有给券(文武官出差路费)，有茶、酒、厨料之给，有薪、蒿、炭、盐诸物之给，还有傔人(即仆人)衣粮或餐钱。官多俸重使北宋财政负担沉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亏空数字达1500多万贯。
最后，冗官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冗官、冗军及冗费促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经济上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这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民怨沸腾，以致农民起义不绝，国势日溃。为挽救统治危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先后提出了裁减冗官、整顿吏治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保守派官僚的反对，最终都失败了。此后北宋的“三冗”问题更加严重，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终于在金兵南侵时灭亡。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支精良的干部队伍，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目前干部队伍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还比较严重。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11名；河南省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和6个调研员；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副职扎堆，人浮于事的用人机制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加之缺乏有效监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成为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颗毒瘤。
可喜的是，中央已经正式部署全面“减副”——严格限定副职的人数，一场机关领导“瘦身”运动正全面展开。今年初，中组部、中编办下发的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表明，解决“官多为患”已经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这个通知明确，地方政府已配备助理、副秘书长过多的，应妥善调整，在2年内予以消化，其中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应尽快办理免职手续。这意味着解决政府“瘦身”问题正在进入制度化轨道。各地政府也在积极践行这一任务，如吉林省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成为全国第一个开始“减副”的省份。
精简政府机构是确保党和国家肌体活力的重要保证，重温宋代冗官坏政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现在加速“减副”进程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张建伟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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